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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长征”:生死存亡500天(下)

时间:2022-02-03 03:0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 长沙新东方前途留学南山安全教育体验馆开展“社区居民急救、消防安,1999年,中国移动大力建设基础网络和推出预付费业务之后,预付费用户暴涨!这些新客户中,很多都是喜欢新奇的年轻人!

  2000-02年,IT泡沫破灭,美股暴跌,互联网“烧钱模式”彻底终结。整个行业彻底进入冰河世纪,那些曾如雷贯耳的互联网巨头们满目疮痍。

  纳斯达克指数于2000年3月10日到达顶点,崩盘,2002年10月9日达到最低点

  幸运的是,2000年中国移动推出了“移动梦网”业务, 向自己的移动电话用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中国移动更是慷慨地将85%的增值业务收入给了内容和服务提供商(CP/SP)。来自“移动梦网”的丰厚利润成了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中国知名互联网企业赖以生存的“棉衣”。

  就是这个关键节点,华为移动行销部唐欣和广办刘成敏从华为辞职后,加盟腾讯,负责和运营商合作新业务,并先后荣任腾讯副总裁。

  QQ当时还叫OICQ,腾讯推出了“移动QQ”。手机和电脑之间可以通过移动QQ进行交流。仅在2001年3月,腾讯的“移动QQ”短信发送总量就达到了3000万条,占整个移动梦网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

  腾讯一跃而成中国最盈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后来,腾讯与联通和电信也进行了类似合作。

  很多基于短消息和WAP的内容都可以订阅,每个月花几块钱,在手机上可以收到搞笑段子和手机报等内容。小小的屏幕消耗了我们好多无处发泄的精力。新浪、搜狐等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盈利。

  现在流行看小视频了,我很怀念那段子横行的年代。比如这个: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中国互联网企业因此“咸鱼翻生”了,也为下一步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东大校友国金投资林嘉喜就靠撮合CP/SP的并购交易赚了第一桶金。就是下图着蓝衫的家伙。

  磨房的创始人陈伟峰也是华为GSM最早期的“码农”!在华为苦逼工作之余,做了个磨房户外公益网站。磨房百公里徒步,已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之一,我也完成了两次全程。

  辽宁、山东、内蒙、吉林、河北、云南、湖南、湖北等约20个省先后都有了华为GSM的应用。宋一新、胡勇、侯金龙先后担任了移动行销部的总监。

  销售的大部分都是移动交换系统,GSM基站还是挺艰难,但也有了来之不易的惨淡进展。有了好些本地网作为样板案例,为海外拓展奠定了难能可贵的基础。老外终于有地方可以实际感受了。

  某省来报喜:好消息,向领导汇报,卖了N台移动程控交换机!徐直军说:只有交换,没有基站,那能叫系统吗?主任说:要不,小徐总你自己来干干?

  这其实是博弈论上的“左右互搏”。华为的交换很强,基站相对弱。在国内客户只能给你有限的机会的前提下,华为的基站很容易被自己的交换“平衡”掉。

  如今,进入到微信时代,华为的基站业务已远超交换。 随着人们越来越少打电话,移动的程控交换渐被冷落,基站却大受热捧。老移动们一边回忆当初卖基站的压力,一边感慨风水轮流转啊!

  设备价格的下滑触目惊心,特别是在民族品牌的优势领域——交换。1999年外企的报价折合四万五千元人民币一个E1端口,一两年后,竟断崖式下跌到三千多人民币一个端口,堪比津巴布韦的货币! 回头看看以前,在国产设备竞争下,程控交换机也是从四五百美元一个用户迅速下降到二三十美元一个用户。

  当年,华为就象一个军队,军纪严明:夫妻双方不能同在公司;配偶不能在友商工作;女朋友或家人在哪里,就不会派你去那里常驻;婚礼上,新郎都可能被喊去出差了(乔小平)。

  我那段聚少离多的柏拉图恋爱就此终结。女朋友问我:如果我以后生孩子,你会在我身边吗? 我说:在华为做不到。她说:那你就辞职!我犹豫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是一段为“情怀”而燃烧的岁月。我们个个打了鸡血般,不分昼夜的连轴转,推动着华为,推动着国产设备战胜西方公司。“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

  98-99年的“长征”在各个国内办事处都打造出了销售GSM的虎狼之师,其中很多人陆陆续续去了海外。我后来在海外工作时,与乌兹别克崔俭高、周斌,亚太总裁王诚、王胜利,印度刘琦,印尼ZHANG SEN,越南刘文军、法电李红滨、越南杨炤曦,前往菲律宾调研的陈涌,菲律宾杨华,亚太移动王海君、刘志辉、策略部周道平等人共同战斗。

  这帮在国内的GSM项目中饱受蹂躏的老家伙们,在华为海外GSM市场的成功布局上,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华为近年热火的很多新业务,带头人也都是无线出来的。共同的特点是:充满热情,一直战斗,“猛张飞”,但也容易因为过于强硬而遭到外界的非议。

  做手机的大嘴余承东是做3G研发出身的,团队核心也基本上是移动老人。华为进入手机业很有戏剧性。约在2003年,华为为了不让中兴和UT在小灵通上赚太多钱,就拿京瓷的方案贴牌做了小灵通手机,从此“一如侯门深似海”。

  当余承东还是个nobody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天,他非常亢奋地拿了别人的座机打给任老板:老板啊老板,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叫做CDMA!第二天,总裁办把电话打回来了:昨天那个小子,到底是谁?

  网络能源产品线的总裁是侯金龙,一些管理层也来自移动,如杨联、郑彬平等。网络能源设备最初是为基站、交换等配套的。

  前些年,华为直接找INTEL拿芯片,自己做服务器了,一直做到全国名列前茅,还经常与浪潮、联想撕逼: 到底谁是国内厂家第一? 首任商用计算领域总经理是出自智能网的陈安虎。后来又升级为做云计算,总裁郑叶来曾是移动网管中心(OMC)的研发负责人,一些管理层也是无线的,如王海君。

  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无线G标准的原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东大无线电系尤肖虎教授(正在评院士);华为5G核心人物童隽(祖上三代都是东大人)等。

  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多年一直在致力推动“国产自主可控”的发展。1993年,我在东大大礼堂里听了他的报告,热血沸腾。他开发的联想汉卡,曾享誉中国。

  程控交换机和本文提到的移动通信系统,与倪院士经常举例的北斗一样,都是国产自主可控的成功典型。

  我近年投资的京华科讯公司,研发了首家国产自主可控的桌面云操作系统。创始人曾浩文十年前是华为C&C08程控交换机(128模)的研发总裁,程控交换的核心就是一套自主可控的多任务专用操作系统。

  JINGCLOUD在教育、军工、办公、科研和生产等领域广泛应用来颠覆原有商用台式电脑。信息更安全,维护更便利,可促进国产LINUX操作系统的使用,还可广域组网。正如电动车在逐渐颠覆燃油车一样,桌面云也在逐渐颠覆有几十年历史的商用台式PC。

  吴京的《战狼2》描绘了一场虚幻的中国人在非洲打赢的战争,甚至动用了中国军舰上的导弹,点燃了大家的“中国梦”。票房高达50多亿元。

  在1999年,移动行销部瞎猫遇到死老鼠,有了第一个海外项目,9个基站!老挝电信一直用爱立信设备,为了应对千年虫问题,他们请带头大哥爱立信将现有软件升级,结果大哥狮子大开口,惹怒了老实人。老挝电信找到华为,惊喜地发现买华为设备比付爱立信的升级费还划得来,二话没说就下了单。

  李祥庭有天午睡的时候(华为的垫子文化),迷迷糊糊突然说了一句:你们谁的英语好? 我马上应声:我还可以!他说:好,以后我们还要做国际市场! 然后又呼呼大睡了。

  1999年10月10日到17日,在瑞士的日内瓦的电信展ITU Telcom World上,华为以唯一的中国独立厂家身份参展,展示了GSM设备,自此发起了“一带一路”的远征。

  2000年国庆加班,每天干到半夜,我累到实在受不了了,就向副总工赵立坤提出了辞职。时任移动系统部总监的胡勇与公司副总裁袁曦沟通,给我放了个假,就派我去海外。 我最终没有舍弃这份民族情怀,拒绝了外企的诱惑,开始了一带一路的“远征”。胡勇先生现在是百度国际副总裁。

  就在那场假期中,我旅行经过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那里有美丽的拉卜楞寺。这里整个地区的GSM全部由华为提供服务,通话质量很好。基站已经是BTS30了。

  甘南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一个同事在甘南开局的时候,一位美丽的藏族女孩想和他一起走,他软腿了,后悔多年。我在甘南旅行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位藏族姑娘,可惜我没有办法承诺什么,未来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只好默默地离去。

  言归正传。国际营销部总裁徐直军马上派我去乌兹别克,但签证来得有点慢。有天,徐直军突然来到我的桌子前,大喊一声:戴辉,你怎么还不走?

  当年12月我就以现场技术谈判组组长(光杆司令)身份拿下了中亚塔什干首都的GSM整网(搬迁替换爱立信设备)。这是华为第一个真正的海外规模GSM商用,也是海外首个千万美元项目。华为的GSM海外之路也因此开始了辉煌的历程。

  我写了一篇文章《塔什干,这个冬天不太冷》,文章以“胡天八月即飞雪”开头,以“美丽的姑娘在我脸上留下了轻轻一吻!”为结尾。

  次战印度。印度BSNL项目是与摩托合作的首个项目,戴辉是现场技术负责人,这个合作项目后来成功进入了40多个国家。

  世事无完美。2001年华为无缘中国电信的PHS小灵通。2001年华为在中国联通CDMA项目中,基站颗粒无收,而2002年开始的联通CDMA二期扩容,华为的基站也险些全军覆没。幸得2003年,即将接任中国联通董事长的王建宙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硬给华为最后留下了广西梧州和贺州两个本地网的187个CDMA基站。

  2004年,王建宙一行访问印尼,我鞍前马后地联络和安排访问当地的运营商。有幸和他并肩如厕时,他说:你们做得还不错!我不好意思去问:是华为的CDMA后来做得不错呢,还是我这次行程安排不错?

  2004年9月,一个偶然机会,戴辉来到了菲律宾,此地办事处早已关闭。“八千万人口,移动普及率高达40%,乍一看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根据博弈论,只有两家大的运营商,会有双垄断,需要三家运营商才能均衡。”

  戴辉觉得菲律宾市场大有希望,托杨炤曦向国际营销总裁胡厚崑提出了申请。“亚太地区部产品线领导打电话过来,警告我客户都是骗子,要求我必须离开,我被迫写出承诺:留菲律宾是我个人决定,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他孤身奋斗了半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来,第三家运营商SUN CELLULAR有意向与华为合作,董事长还给了戴辉一个高评价:谁说中国人的英语不好?

  本地伙伴James、菲律宾首富陈永栽(Lucio C.Tan)、亚太来调研的陈涌

  徐直军访问了菲律宾。SUN CELLULAR母公司董事长,华裔富商James Gokongwei说:你们的对手告诉我,全世界都没有在如此大的城市里整网替换的先例。现在全菲律宾、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我们现在是同一个Team!

  用中国的俗语就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大家通力合作,最终项目顺利交付成功,真的成了全球标杆!

  我去中国信保(Sinosure)专家下榻的酒店交流到半夜,外面远远传来了炸弹爆炸声。我汇报:“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博士祖籍福建晋江,即使有不安定因素,但菲律宾从来没有排过华。”

  2002年,移动国际行销部的总监范晖博士召我回总部干了一年的GSM总工。制作了第一批的海外移动广告,还献身做了模特儿;是华为第一个无线国际会议的发言者(亚太无线会议),获得中国移动李默芳托人传达的赞许,说给中国人长了脸;还第一个向国际大T(法国电信)汇报GSM。

  华为第一次参加的MWC世界移动大会(当时叫3GSM)在蔚蓝海岸边的戛纳举行。我是主策划。展览结束后,前台法国小姑娘送我法式贴面问候,让我面红耳赤。 那时我们舍不得请两百欧一小时的搬运工,和车海平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自己动手搬硕大的机柜,建立起“上山下乡洋插队”的情谊。

  这次大会中,余承东参加了圆桌论坛,实现他的大嘴国际首秀。事毕问他:听不懂别人的英文怎么办?他说:我才不管人家说什么呢?我只管讲我背好的段子!

  2003年,移动海外销售相比前一年翻了十倍,荣获总裁奖,奖励了15万大元。老范和于向萍将钱一分不剩地都分给了员工们。大家就去海吃海喝了一回。

  范晖现在在黑龙江包了一座山,含饴弄树,颐养天年,可以天天幸福地钻小树林了!于向萍这么多年,一直还留着她那条标志性的黑粗大辫子。不知道她会不会还在晚上11:30的办公室里,大喊:那个谁谁谁,你不能走,你要护送我回家!

  移动通信网络往往初始进入不赚钱,后期扩容才开始盈利,资金压力很大。在拓展过程中间,中国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并非中国的发明,歪果仁早就这么干了,如上个世纪中国获得加拿大贷款,就购买了很多北电的通信设备;获得日贷,就购买了很多富士通的通信设备。

  2004-06年,公司总部流传的口号是:GSM没有什么好卖的了,要卖就卖3G! 过分的重视3G开发,使得GSM(2G)的研发几乎停止。同一款基站卖了多年,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爱立信整整一代了。

  2005年,菲律宾客户上了我们的设备后,大呼上当:基站怎么连最基本的从前面出线都没办法支持,只能从后面走线。不能靠墙安装多浪费空间啊!你们基站控制器的体积怎么比爱立信大好几倍,我们的机房都放不下了! 天啦,直到2006年,我们的基站控制器居然还是基于华为10年前的老款C&C08交换机(32模块)的,能不是庞然大物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GSM研发总监王海杰愁断了肠。2006年在巴西遇到他,他拉着我拼命倒苦水。他的人几乎都给3G研发的余承东撬走了,那边工资高很多!危难之际,中兴一拨GSM研发人员,被CDMA挤兑得太没地位,投奔了他,才解燃眉之急。

  国内陆续输出很多骨干到海外,他们在国内有GSM成功运作经验,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惨败:中国联通的CDMA和中国电信的PHS小灵通。

  因此,在3G泡沫中,他们并没有被3G的浮华所诱惑,而是扎扎实实地推动GSM项目落地生根。

  深入分析一下。GSM提供的语音、短消息和低速率数据业务,在当时已经很好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百把块的山寨手机应有尽有,深圳就是闻名遐迩的的“寨都”。

  当时3G并没有找到可以盈利的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lication),最上规模的业务是笔记本电脑的上网卡。运营商上3G都是巨额亏损的。大家调侃3G是“开车撞树,走路撞墙”的技术,是Girl, gun, gamble(黄色、枪、赌博)的缩写。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我们就毅然拿着汉阳造,迎着冲锋枪,去”抢GSM山头“、”炸GSM碉堡“了。在枪林弹雨中成长!

  2005-06年在国际营销总裁胡厚崑领导下,华为终于获得了包括菲律宾、巴西、埃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俄罗斯等地的GSM无线大网。正如福建成为在中国的样板一样,这些大项目成了华为在亚非拉和独联体的样板!

  2006年,终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华为研发出了GSM/3G兼容的基站(single RAN)。

  在市场战略上,采用与菲律宾类似的大规模搬迁替换GSM现网的方式进入市场。后来我在策略部工作时,还创造出了VOUCHER(优惠券)、BUYBACK(回购)、分区报价等创新的商业模式,对一线帮助挺大。

  有个笑话。会议中,一线人员问:前段要求我们必须推3G,现在却要求我们必须推GSM,到底推哪个? 公司领导斩钉截铁地回答:此一时,彼一时也!

  统一思想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华为的移动通信设备甚至大规模进入了跨国运营商的欧洲本土。2008年4月23日的新闻讲述,华为通过整网替代进入德国mmO2的GSM网络,一共销售了8000个GSM基站(部分基站同时支持3G),替代了原有北电网络的GSM设备。

  等到2008年乔布斯发明了苹果手机,友好的操作界面以及创新的APP模式出现后,3G市场才真正发动起来。

  2009年1月中国才发3G牌照!感谢淡定的信息产业部,并没有象欧洲国家那样,听信忽悠而过早地发3G牌照,以至于运营商花巨资建设的网络负债累累。

  2007-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朗讯和阿尔卡特,诺基亚和西门子,两两抱团取暖。北电和MOTO则选择了公开出售资产,其中GSM和GSM-R市场是最优质的。2009-10年,华为参与了这两家公司的竞购,一时间新闻满天飞,吸引了全世界通信人的眼球。尽管功败垂成,但华为的国际声誉却如愿飙升,这是做多少广告也赚不到的。负责国际营销的胡厚崑给企业发展部郭平送来了一个大船模,以示感谢。

  郭平率领的企发部还试水了一把风险投资。我担纲了润和软件,人称“小东软”,还有暴风影音和昆仑万维。投千把万甚至可能赚到两三个亿。任老板发现这样的做法赚钱实在太快,像炒房一样,会严重腐蚀“奋斗者”的意志,就紧急叫停了。任老板的思路总是与众不同。

  我近年个人投资的一家企业,明锐理想AOI,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SMT AO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明锐理想是国内首家开发出芯片封装监测AOI设备的公司,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时进入全球前三EMS公司的企业(富士康、伟创力、捷普)。

  明锐理想先进入亚非拉,然后进入了欧美日本土,和我当年做GSM一样。看到这帮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想起我那年少轻狂的岁月。

  众所周知,同城对手华为和中兴一直在相爱相杀。这两家明争暗斗,遍地是新闻,茶余饭后,大家津津乐道。

  苹果PK三星,诺基亚不见了;谷歌PK微软,雅虎衰落了;微博PK微信,开心网消失了;淘宝PK京东,当当下滑了;王老吉PK加多宝,和其正少了;三一重工PK中联重科;格力PK美的。

  本世纪初,华为和中兴的收入都在200亿左右。2017年,中兴的收入到了千亿人民币级,而华为的收入更是中兴的五倍还要多。

  总有人拿管理经验和奋斗精神说事,认为这是带来差异的核心原因。但其实中兴通信的管理水平也很高(也请了IBM做咨询),中兴的员工一样也很能拼! 中兴现在依然是个成功的高科技公司。

  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本世纪初在全球GSM的成功布局,华为其实就是第二个中兴通讯。

  中兴因采用事业部机制,CDMA事业部当时有在中国联通的雄厚市场基础,因此在海外大力推广的主要是CDMA制式。印度是中国之外CDMA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兴的规模就远远超过了华为。

  人算不如天算,整个CDMA产业因为高通的端到端的专利费限制,整个产业链发展停滞。以手机为例,高通一方面几乎独家提供核心手机芯片,另一方面按整个手机的造价收专利费用,也就是说,连摄像头都要向高通交专利费。因此,手机成本高,种类少。

  GSM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联发科(后来又有展讯)作出了手机的套片,三个人就可以做出价格超级便宜的山寨手机,仿苹果,仿诺基亚,仿大哥大,仿马桶,仿你能想到的一切!深圳的“寨都“因此得名。

  中兴后来取消了事业部机制,并努力争取进入主流移动运营商(往往是GSM运营商发展过来)。随着西方公司数目的减少(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四合一),中兴最近进步较快,股价也上涨了不少。

  如果跳出来看整个中兴系,中兴自身孵化的上百家企业,以及中兴员工创业的很多家企业,对国家的整体贡献是很大的。比如说,中兴做智能手机远远早于华为,也成了黄埔军校,手机ODM巨头前三大的闻泰、华勤、龙旗都是中兴创业系。

  真正令人痛惜的企业,是UT-斯达康。本世纪初,UT曾经因为小灵通而极度辉煌,收入规模一度与华为、中兴差不多,都在200亿左右。今天却跌落神坛,伤仲永。

  “老而弥坚,以一敌二”的“老顽童”薛蛮子就是从投资UT起家的。他提醒我们: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

  最近机场里卖的很火的《任正非传》(作者孙力科,浙江人民出版社)里,书中第299-302页“偏执”的力量中,大讲华为如何重视3G,并成为腾飞的关键原因。

  只能说,作者不了解通信行业,更不知道“没有2G的地盘就很难有3G”的道理。3G只可能诞生在核心的人口密集地区。如果该地的GSM不是你的,那么3G就没有根,很难卖出去。即使勉强卖出去,因为无法在2G/3G之间平滑切换,就很容易断线。

  事实上,本世纪初,华为过早过大地投入了3G(号称投入了四五十亿人民币),正如北电过早投入10G光网络一样,差点拖垮华为。

  书中(P149)提到2004年底,华为在荷兰Telfort卖出了3G网络,而原有的GSM 2G网络是爱立信的。

  实际情况是,荷兰有五家移动运营商,最小的Telfort根本没有办法独立运营成功。一个国家,一般只有前三大运营商才可盈利。因此,他的正确博弈策略就是:业务上拼命杀低价,让老大超级难受,然后买下他!

  Telfort建3G网络的是只是要保住3G牌照(频率资源),因此,3G的建设成本也越低越好。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多少3G用户,所以也不用考虑什么网络质量。

  Telfort后来如愿卖给了KPN(荷兰皇家电信),Telfort的原有网络也重组了。

  华为帮助Telfort获得了成功! 这是华为获得的宝贵的市场机会。但这只是个特例,如果将其泛化成进入市场的普遍方式,就不是事实了。

  任正非最近签发的关于战略的文件(作者潘少钦),也写道:“我们只有固网的市场眼界,不知道无线不能插花,只能是整网建设”,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全网通手机,也是同时支持GSM,3G,4G的,基站那么大块头,当然更容易做到!

  该书的很多细节都是错的。比如,华为和中兴都在华侨城(第100页),但其实都不在华侨城);TD-SCDMA的知识产权只属于大唐(P59),但其实属于多家;2000门交换机是2000台交换机(P36-37),但其实是可以带2000个用户的一套设备;华为基本法第一条的“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P197),但华为大力发展的公有云其实就是信息服务业,第一条显然得改;以一大笔分红作为散伙的礼物(P206),但“分红”是员工承担了风险的投资所得,并不是礼物。

  李一男,李祥庭和宋联忠在华为GSM已经获得了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在任正非号召的内部创业的浪潮下,先后于2000年末01年初离开了华为,仗剑走天涯,闯荡属于他们的江湖。

  男哥做了个港湾网络,还拿了任老板认为“可恶”的风险资本的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至于我,线年,两颗孤独的心碰到了一起,在深圳房价暴涨前买了一套房,并有了两个喜欢抬杠的千金。一直有风传,做无线的容易生女孩!

  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老妈带我去算命,说我的另外一半将来自东方,也真的应验了。她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人,籍贯是盐城的阜宁(合起来是“盐阜”)。盐城是丹顶鹤的流连之处,每年的土地(滩涂)面积居然能自然增长3万多亩。

  2014年2月10日,在服务逾16载后,我从华为正式离职。这次没有任何人挽留我。兄弟们喝了顿酒,为我辞行。我也只想静静地走开,连辞职感言也没写。时间未老,理想还在!

  但没有想到,离职两个月后,华为以莫须有的名义给戴辉追授了一个劳动纪律除名处分。无处话凄凉,不得不对簿公堂。网上公开的中院和高院判决书中都并没有认为戴辉有任何过失。我为自己平了个反!

  到康宁医院检查,诊断是抑郁症。出门我就扔了处方,然后去跑了14个马拉松,还完成了两个铁人三项。

  今天的华为,已经是个有超过16万员工的摩登时代里的“大机器“,是一个依靠无数流程来驱动的感情淡漠的庞然大物。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有感情、有温度的“兄弟会”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后我直接下海,用自己的血汗钱和抵押房产投资了几个高科技项目,都还发展得有模有样。并不在风口上,等风来。

  前面提到的京华科讯桌面云、明锐理想AOI之外,我还投资了已经大量远销美国的东方酷音全息降噪耳机。带上它,在飞机上可以消除绝大部分发动机噪音。创始人李斌曾与我一起写过GSM胶片,他乐颠颠地跑过来:“戴辉,你看我画的这张图牛不牛?!”

  我担任了东南大学六朝松创投俱乐部的秘书长,在深圳校友会年会上搞了一个小具规模的产业与投资论坛。林嘉喜、黄海涛、黄学良、陈映庭、谢闻栗、张群、肖旭、胡林平等八位校友出席。

  我也与华友会会长俞渭华一起担任了华友创投军团的秘书长。每年煞有其事地开年会,选举理事长。熊伟、黄庆伟、肖旭、程仁田先后担任理事长。吴世春、朱波、王利杰、周奇等网红投资人也名列其中。

  2014年12月,华为无线周年纪念,将退网的基站融化作成戒指给大家做纪念。这个日期是从1994年开发用于农村的ETS450 算起来的。

  但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那艰苦卓绝的“长征”,那民族自主品牌设备崛起于中华大地并走向世界的历程,是我们永远不悔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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